罪无可恕 下————何沫书

强烈的阳光掠过高大的山峰，投射到层层叠叠的梯田上来。一田田壮实的熟透的水稻，在微风里轻轻摇晃。碧绿的稻叶像剑一样支开，倒挂着一束束黄净的饱满的稻穗。母亲弯着腰，镰刀“沙沙”地割得飞快。汗水顺着她的脸颊和手臂不断地流下来，滴到田里。水稻像波浪一样倒下去。母亲穿着肥大而陈旧的衣服，膝盖上缀了一大块补丁。小时候，家里永远都有成堆成堆的衣服需要缝补，积累一段时间后，母亲就会抱着一大堆破衣服，到小婶家里去，借她的衣车用。我赤脚穿过阴森潮湿的堂屋，踩过满是鸡粪的冰凉的天井地，小婶的房间像个地窖一样阴暗。爬上笔直的梯子，到小阁楼里，从小窗户看出去，可以看见成片碧绿的菜地、清亮的小河和远处的竹林、稻田和村舍。小婶是一张刀子嘴，热情和慷慨都显得虚假而夸张，她的话总是锋利而玄妙，话里有话。母亲嘴笨，疲于应对。母亲缝一次衣服，她的贫穷、她的苦，里里外外都被小婶涮个遍。母亲其实极不情愿去小婶家里借衣车的。她宁愿用针、用线，慢慢地缝。而我总不肯。因为那样针脚会太疏，太松垮，一点都不美观、结实、耐用。而且用针线缝补的补丁，在学校里是一个贫穷的标识。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你家里穷，买不起缝纫机。我知道母亲在拼命地收割，想做得多一点，以减轻我和父亲的负担。其实我们俩个也是一样做。这样一来，谁也减不了谁的负担，反而人为地加强了劳动的强度。父母的皮肤晒得乌黑，而且天天都要干这种粗活计，并不碍事。我一身细皮嫩肉，情况就惨多了。稻叶带着锋利的锯齿，往皮上一拉，就是一道血痕。尖细的芒末刺进皮里，又痛又痒。手臂、脸、脖子、手脚，凡是裸露的地方，不到半日就纵横交错，布满一道一道血痕。曝晒、汗水、蚊叮虫咬
，挠着挠着，就浮肿起来，而且越挠越是奇痒难当。锋利的稻草根，甚至要在脚上刺出血来。站在高高的梯田上，看脚下一层层金黄的稻浪在阳光和风中闪闪发光，确也像一幅浓烈华丽的油画，像一首热情滚滚的诗篇。细看稻叶上，蝗虫踢看锯齿一般的后腿起飞；有着细长的腿的黑褐色蜘蛛，人猿泰山一般荡来荡去；青黄色的青蛙，惊慌失措地逃跑。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像田园诗、像牧歌一样清新优美。但这一切假像背后的艰辛，有谁能够体会。我们被晒得头皮开裂，又饥又渴又累。三个人，站在田野里，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要将层层叠叠的稻田收割完毕，简直就是蚂蚁搬泰山，蜉蝣撼大树，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数以亿计的农民，日复一日都是这样过来的。而他们可怜的愿望，就是活下去，仅仅是为了活下去。

我们在烈日的曝晒下，赤脚走过崎岖的、布满砂石的红色的山路，将收割下来的稻子挑回家去。我空有每天跑六七公里的壮腿，空有跳舞的健美身材，但是挑担子确实不是我的强项。七十斤的稻子挑在肩膀上，我的腰就挺得很勉强了。我小心翼翼地走路，总是担心，冷不防“啪”就闪断了腰。扁担压在细皮嫩肉的肩膀上，火烧一般痛。而且压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血脉就被锁死，血液根本无法流动，一条手臂就麻木、发抖，渐渐失去知觉。换几次肩，扁担就将肩膀的皮肤磨破了，衣服上都沾满的血迹。我看见父亲的肩膀上，结了一层触目惊心的厚茧，汗水顺着他黑瘦的臂膀流下来。三四十年的光阴，他们都不分昼夜地苦干，这样的命运还要持续多久，可否会有终止的一天？我真的不知道。谁能告诉我：山是沉默的，风是静止的，树是无言的，路是冷酷的，铁石心肠地铺在脚下，听任我们走，漫长到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而且明知它不会通向幸福的明天。

第 25 章 童年的回忆：出嫁和电影

大姐和四姐都来过几次。她们四点种才从厂里下班，来到我家里时，都快五点钟了。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非一两句话所可以表达。我想我们同一对父母所生，从小一块长大的，本来应该永远都不要分开。一个家庭，所有的成员就应该永远都在一起，分离只会带来深深的痛楚。我不愿意姐姐们出嫁，她们在我们家生活了二十多年，却要嫁接到另外一个家庭生活。就像长在我们家身上的一截手臂，要割下来移植到另外一个家庭的身上。三方都会痛苦。我们家是分离之痛，他们家是排异之痛，就象珍珠蚌里插入一颗珠核，而姐姐更是痛上加痛。可是我没有办法。贾宝玉也不愿意他的姐妹出嫁，可是他最终也没有办法。我六岁那年，送大姐出嫁。那是一个非常阴冷的冬天。雨停了，地上还很泥泞。家里聚集了很多人喝喜酒。我很好奇，而且兴奋。我们家从来没有聚集过那么多人，厨房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多饭菜，也从来没有那么多欢声笑语。我兴奋得把大姐忽略了，一天到晚都没有看见过她。大姐崭新的嫁妆，有被褥、有木箱子，都披着鲜红的颜色，描着五彩的龙凤的图案。我记得妈妈在买箱子的时候，两个小贩竞相压价，后来吵起来，差一点就动了手。妈妈是善良的人，觉得惹了祸，十分过意不去。这些崭新的家俱，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过的，我倒是羡慕起大姐来了。几个能干的妇女主持着一套又一套的礼仪，繁复而琐碎。好像没有标准，也没有权威，为一个仪式，大家各执一词，争吵得面红耳赤的。我知道这些都是极严重的事情，容不得一点疏忽或错失的。多年以后，我长大了，方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庸人自扰、无聊透顶的事情。那些人，平时都很仇恨我们的，为什么会来帮忙。我不明白，在那种饥饿难耐的年代，一顿丰盛的喜宴，可以让仇敌变成朋友的。当然，仅仅是在喜宴上。饭饱酒足之后，拍拍屁股走人，仇恨依旧。我穿着新衣新鞋，夹在迎亲的队伍里，一路小跑。我很佩服那些男人，有那么大的力量，抬着那么大的箱子，竟然走得那么快。媒人拉着我的手，嘱咐我往干爽的地方落脚。怕我踩到泥泞里去，弄脏了鞋子。媒人是村里大地主的女儿，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好心肠。听爸爸说，她的父亲是极威严、极残暴的。他肥头大脑，整天睡在床上抽大烟。长工的活做不好，就没有饭吃；生起气来就打人。他有一栋青砖砌成的小洋楼，极漂亮的。可惜后来被拆掉了，我从来没有见识过。爸爸小时候给他放牛讨生活。他亲眼看见，女人们用洗干净的生菜叶子（叫玻璃生菜，叶子极脆的，像玻璃一样），将饭菜包成一小包一小包，用一根生葱系好，拿青白的瓷盆端进洋楼去。我实在想像不出，一个喜欢吃生菜包子、残暴而威严的地主是什么样子的。后来他死得很惨，被贫下中农拉到操场上，用铁锤打。从后背开始，自上往下，一锤一锤，活活打死了。他的老婆，村里唯一的小脚女人，我懂事的时候，她已经很老了。她独自住在一间老屋子里，幽灵一般。我曾经跟一群小孩去看她的小脚。我们偷偷潜进她的老屋，心里充满极度的恐惧。她坐在堂屋的一张躺椅上，一动也不动。我看不到她的脸，只看到一头花白蓬松的头发。她穿着黑的衣服，一动不动，一动不动。我以为她是一个鬼魂，或者一个死人，吓得撒腿就跑，回到家里时，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就天天夜里都做恶梦。

大半条村子的人都来围着看新娘吃饭，大姐生性就害羞，在众目睽睽下吃一顿晚饭，而且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众人目光的焦点，这该有多少难为情！大姐将头埋得很低，只敢夹一点面前的青菜吃。人们哄笑起来，要新郎将扣肉夹到新娘的碗里面去。堂屋里贴着大红双喜，龙凤红烛烧得很旺，香烟萦绕，人声鼎沸，灯火辉煌的。这样的大场合，我又兴奋，又好奇，又胆怯。不过我知道，众人的目光不在我的身上，而是在大姐的身上。晚上，在姐夫家的庭院里映了一场电影，叫《二女争夫》，说的是两姐妹都同时爱上一个男人，最后那男人将两姐妹都娶了。我看得似懂非懂的，只记得电影里面的演员穿着极漂亮的衣服，又跳又跑又唱。我知道我是一个重要人物，所以处处都显出与众不同来。露天电影是我儿时的欢乐。某一天，学校的门口上张贴一张大红纸，用彩色粉笔写着：“今晚上映：××××”，村里就充满了过节的气氛。欢乐，少有的欢乐。这些穷苦而劳累的村民，一场电影就是他们盛大的节日。地里劳动的村民，太阳一下山就往回赶，早早地吃饭、洗澡，入夜时分就往村中央的晒谷场上赶。静谧的群山像漆黑的高墙一样围着村庄，深蓝的夜空中缀满白银一般清亮的繁星。住在山里的村民，
迤逦地翻过山岭，一把一把明灭闪烁的松火，顺着“之”字形的山路，从高高的山腰缓缓下降，叫人疑心是天火飘落人间，这实在是一幅奇异的图画。四面山上流下来的松火，在山脚的路口汇集，河水一般流向村中央。父亲从来不看电影，他总是坐在他黑着灯的房子里抽烟，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他将烟筒一吸一吐，烟头就在黑暗中一明一暗，像一只火红的黑夜的眼睛，似乎在黑暗里隐藏着骇人的危险。姐姐和哥哥们都各自找朋友去了，我只好跟着母亲去。晒谷场上聚满了全村的人，孩子们追逐奔跑，大声欢笑，大人们沸沸扬扬地说话，吆喝着，招呼着，欢笑着。不大有人和母亲说话。母亲找个空位，放下肩头的板凳，早早就坐下。我看到人们拉起一幅带黑框的白布，灯光照着，许多黑色的脑袋在白布上晃动。有人就举起手来，在白布上投一个巨大的黑手掌。放映机的旁边，挂着一盏极耀眼的汽灯，耀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灯下的人一片雪白，连五官都分不清了。放映机上两个轮子，一高一低，一前一后，轮子后面，强烈的白光射出来。喇叭里播放着欢快的歌曲，与正好烘托着这欢乐的气氛。我很想挤到放映机旁边去看个研究，可母亲从来都不允许。我也想和孩子们满场奔跑，母亲更不允许。我从来都只能乖乖地坐在她的身边。放映员是邻村的，不但会放电影，还会开拖拉机，是乡里的名人。他是我童年的偶像。我觉得他无所不能，是比我们更高级的人。那些勇敢的男孩，给他打打下手，递片子，提箱子，递茶递水什么的，他就对他们说，明天去别村放映，也带着他们去。那些男孩立即骄傲起来，在学校里趾高气扬地走路，逢人就说，改天要当放映员了。我十分羡慕，也十分恼怒。我觉得母亲不让我靠近放映员，我就注定永远也当不了放映员了。放映员在喇叭里喊道：“喂喂
，大家坐好，
不要说话，下面开始放影！”人群立即坐下，沸腾的声音压了下去，晒场上鸦雀无声。我紧张地等待。这时白布上出现各种颜色，闪烁一片雪花，出现一颗闪闪发亮的大红五角星，喇叭里面播出音乐来。然后就是白色的字，就放映。
这是我最期待的时刻，因为大家都坐下了，静静地看电影。我就觉得大家都平等了。没有人奔跑，没有人交谈，没有人欢笑，我就不再羡慕别人，不再觉得我和母亲低人一等了。

我究竟和母亲看过多少场电影，如今当然记不清楚了。其实我什么都看不懂，就是觉得好看，好玩。而且坐在一村人中间，我觉得我不再是孤独的，而是安全的，温暖的，受保护的。黑暗里不再伺候着危险恐怖的东西，不再伺候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恶梦。我看到一半就会睡着。母亲将我抱在怀中，用一件衣服盖住我的头和身体，散场后再将我背回家去。她走过小木桥的时候，一只手托住趴在后背的我，一只手扶住肩膀上的板凳，小心翼翼，在黑暗中摸索。我心都提到嗓子眼里，担心她一脚踩空，我们就会摔到深深的山涧里去了。我搜索我的头脑，如今记得起来的，只有电影里的三个形象。一个叫作“草上飞”，奔跑得非常迅速；一个女特务，她的皮包里总藏着几条毒蛇，而她杀人的手段也特别歹毒凶残；还有一个农村的老妇女，穿着极褴褛的衣服，包着一条白头巾，挎着一篮鸡蛋上城里去找她的儿子。她的儿媳妇十分厌恶她，她最后默默地收拾衣服，挎着一个空篮子离开。她走下一段阴暗的楼梯，转过身，一个声音说：“农村的妇女，回到农村去。”我看见母亲的泪水“哗哗”地流下来，还听到她抽泣的声音。还有一次是映战争片，仗打得很激烈。散场后，小孩子都冲到幕布下，说要捡弹壳。我也要去，母亲说没有的。我强着要去，母亲打了我一巴掌，我委屈地哭了。一路上泪水流个不停，全模糊了眼睛，看不见路，只看见泪水里闪动着一片银般明亮的光芒。

送大姐出嫁的第二天，我就要离开大姐了。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大姐从此不再属于我们家，而是属于她的夫家了。但我可以感觉到，大姐的公婆和伯嫂都威严而苛刻。他们是一个传统的大家庭，一切都严肃、凝重、压抑，父母、兄弟、妯娌之间等级森严。大姐生性懦弱善良，在这样的人家，真是“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我回家的时候，大姐送出很远很远，她夫家的人拦住她，叫她不要再送了。她的泪水“哗哗”地流下来，用手臂掩着脸，痛哭失声。我看见大姐哭得那么伤心，我也想哭。但是我忍住了，怏怏地走回家去。我把一大堆小红包交给母亲，看她一个一个拆开，取出钱来，算我一共得了多少赏钱。我看见母亲有些高兴的样子，以为自己立了大功，心里也就慢慢地高兴起来。

母亲头一个女儿出嫁，心里十分放不下。她的心里天天都牵挂着大姐，嘴里就叨念个没完没了。担心她饿，担心她累，担心她冷，担心她被欺负。家里稍有一点好吃的，母亲就打发我去叫大姐来吃饭。我也害怕他们家威严刻板的一家人，每次走到他们家附近的小桥的时候，心里就紧张得不得了。大姐十分为难，一方面，她极渴望回一次娘家，可是另一方面，她又极害怕公婆会因此而不高兴。嗫嚅了大半天，她才敢向她的公婆提出申请。她的公婆总是冷漠地不置可否。我奇怪她为什么管别人叫“爸妈”，我以为人生一世，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大姐一离开婆家，就像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就像小鸟从笼里解脱出来的样子。她也会笑着和我说话，总是叫我要用功读书，多做家务，听爹妈的话。我一边蹦蹦跳跳地踢着路边的小石头，一边胡乱地答应着。

大姐坐在厨房的灶台前帮母亲烧火做饭，絮絮地说她嫁到婆家后的种种苦处。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来。我蜷缩在柴堆里，屏息静气地听。我看见灶堂里明灭的火光映红大姐流满泪水的脸，就觉得大姐十分可怜。别的姐姐也陪着大姐流泪。母亲倒坚强，叫大姐不要哭。还教大姐不要逆来顺受，越顺越要受欺负的，要她和公婆对着干。大姐不说话，我知道她做不到了。她生性就懦弱而善良。吃过饭，大姐不敢耽搁，早早就要回去了。母亲十分不舍，送到田头，目送着大姐越走越远，终于远到看不见了。母亲回到家里，沉默，良久地沉默。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一年。一年后，大姐生了一个女儿，情况终于好了一些。我觉得大姐就是一枝花，剪下了，插在别人的地里，直到她生下了女儿，这枝花才算在别人的地里扎下了一条根须。母亲十分高兴，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母亲十六岁就嫁到我们家，几十年来受尽屈辱，吃尽苦头，现在她当外婆了。我才七岁就当了舅舅，别提有多么高兴了。大姐也很骄傲。甥女儿穿着簇新的衣服
，戴着簇新的帽子，裹着簇新的小被子，十分讨人喜爱。她长着黑水晶一般明亮的眼睛，豆腐一般细嫩的粉红的小脸。她还会莫名其妙地咧嘴笑。母亲和姐姐们争来夺去地抱她，逗她，像对待一件无比珍贵的珍宝。到第二年，大姐又生了一个儿子，她终开彻底地变成夫家的人了。

十几年的光阴飞速地流逝，我长成一位高大、健壮、英俊的青年，而大姐已经人近中年了。她们来到我家里，帮助收割水稻。我感觉到我仍然深深地爱着我的姐姐，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去表达我的感情。在她们面前，我觉得我是有罪的。因为我，她们一个个中途辍学，为此一生都贫穷而劳累。因为我，我们共同的父亲和母亲，终日都在加倍的贫穷和劳累中苦苦地煎熬。童年时温馨的记忆已经风化，现在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各有各的生活。共同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贫穷和劳累，而且这种贫穷和劳累，仿佛永远都不会有终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