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在这种不连续的实践中积累了生活技能，我渐渐会看猪肉是不是新鲜，青红椒是不是籽多，哪种苹果更好吃，什么样的土豆适合做什么。
但是我始终没有学会关于西瓜的判别，总是买回来不好吃的东西，索性就放弃了。
我的父母在这座城市的另一角，我基本上一个礼拜，最多隔半个月回家一次照个面，吃顿饭。
然后回我现在的家，不留宿，因为我基本没有剩什么东西在那里。我不是在宣告什么，也不是在抗争什么，我哪有那个资本。
孟绍安老家在县里，所以我很好奇他家长居然可以放他在外面如此晃荡。
当然我们两个逢年过节还是各回各家，很遗憾，一是我不能和他在一起过年，明明我们也算家人；二是不能见见对方的家长什么的。
唉，不被祝福的在一起，地下恋情。
我们都没有那个勇气真正挣脱世俗的桎梏，那张叫作真实的牌，我摊不起。
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再确切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还是自赎不得。木铎金声本该响于天下无道，其实我远没有那么脱俗。淡淡的人间烟火，好像才是平凡的幸福，只是，我似乎得到的并不多。
孟绍安也是一样，那个小家不大，可是两个人只占一间屋，放的家具少的可怜，所以空间显得很大。
但是这里没有来过客人，一个都没有。
这算一种孤单吗，两个人的孤单。彼此之外只有躲躲藏藏浅尝辄止的交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都好可怜。
那一年，我走在路上，一滴鸟粪落在我的镜片上。
我没有被这个世界排除在外，但是俟也没有融入其中。
我以后会小心大树底下的滴落物，除了露珠雨滴还有虫子尿。
9.多事之年
人们常说“多事之秋”，但是有没有人说过，多事之年。
有没有人说过并不重要，因为我经历了一个事情很多的年份。
有大有小，大至国，小至家，甚至于个人。
那一年我带高三。
真的很累，学生累，老师也累。复习如同轮女干知识点，文科的孩子们一遍一遍的背啊背，写啊写，学校给弄来了雪片似的卷子，虽然后来有的根本没有拆封就卖了废纸了。
我低着头判卷子，差点儿得了颈椎病，这才哪儿到哪儿。
还有三十年呢，就挺不住了？况且我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没有把我挤下去摔死，这点儿苦，实在算不了什么。
咬咬牙，贴膏药，孟绍安有空就给我揉捏一番，也开始做些食补的东西，像是喂考生的感觉。
那一年，我们每周的盛宴几乎是孟绍安去买菜，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了那么多精力。
其实我看黑板上的那个倒计时，我比学生还着急，我心疼他们，这日子我也过过——趴桌子上眯一会儿就当睡午觉。
苦着呢，我的视力在这一年成功下降，雷打不动多年的度数，在这一年结束后的夏天，双眼各长了涨了五十度。
誓师大会上的学生们，一个个表情充满憧憬，在这种场景下，我仿佛年轻了很多，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不平凡的夏天。
只不过我浴火于七月，他们提前了三十天涅磐而已。
当然更大的大事就无外乎亚热带小县城的八级强震，那会儿我正上课呢，还纳闷怎么今天风这么大，吹得灯绳直晃荡。
后来才知道，是辐射范围很广的强震末稍扫到了北方的弹丸之地。
之后好几个晚上，孟绍安坚持我们穿着简单的衣服睡觉，而且他坚持贴着我紧紧的。
他说，“万一出事呢？咱这儿也是地震带。几年前还有次小震呢。”
那时候我在学校呢，当然不知道了，我服从了他的无理要求，孟绍安有时候深情的不像话，“每天早上你好好的在我面前，就是最大的幸福。”
后来有关灾区的报道纷至沓来，学校组织捐款，我掏了两张红色的毛爷爷。
后来在路边的义卖伞下，我买了一箱矿泉水，捎带着一个木木的“谢谢”。
肉痛，那时候一百块钱也不是很不值钱，所以后来当关于善款去向的质疑四起时，我很生气，良心喂了狗，自然要捐你妹。
donate your sister比mother好，你妹是个好东西。
孟绍安对我的行动以支持为主，学校组织了一场默哀三分钟的活动，国旗降半。
我低着头在心里默念，“生者坚强，逝者安息”，地震举国同悲，感人的事迹弄哭了我好几回。
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然后随之发生了令我们家遭受巨大损失的事情，失窃。
我们的交通工具没有了。
一辆擦的干净的旧摩托和我骑的仔细的自行车，当时我就震惊了。
一下楼小屋门大敞着，就剩废品箱，一个气管子和半瓶机油。
锁已经撬坏了，标语上说过“有困难，找警察”，然后我就报警了。
然后也来了几个人，虽然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结果，但是我始终相信人民警察。
然后我卖掉了小屋里所有的废品，添钱换了锁头，当天孟绍安就跑到了市场买回来一辆电动车，以及一辆二手自行车。
痛定思痛，亡羊补牢，“车不离锁”成了我们的共识。
同时投诉了物业的疏漏，当然事情不了了之，我们都要上班，没有时间耗在这里死磕。
后来我改骑电动车上班了，果然很省事省力。
再后来我送的学生毕业了，高考出了成绩，临了还是有几个考的相对不错。
当年整体考的都不是很多，所以我比较满意，也拿到了一定数量的奖金。
由于我在普通班教学表现尚可，高考成绩还算可以，甚至超常发挥，然后我下一年的工作居然就被安排去带复习班了，而且还当了班主任。
这挺好，多挣一份津贴，去就去。
他们高考完我就放了暑假，还挺长，更激动人心的是四年一届的体育盛事开在了我们的土地上。
真的很激动，我每次听到那三个奥运之问：“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一届奥运会？”都有热泪盈眶的冲动。
而现在这三个问题都有了一份完整而完满的交代，无论那个礼服再怎么像西红柿鸡蛋，红与黄就是我们不变的高贵经典，况且这道菜，我也会炒，炖的特别烂乎，都是渣儿状物。
开幕式更是宏大壮观，历史系的毕业生看到活字印刷术，没有理由不心潮澎湃，龙飞凤舞的书法，更是让我想起了我爷爷坚持让我临帖子的执念。
看到击缶的时候，那感觉实在是太棒了，现代与古典完美交融，这他妈就是大国的感觉。
有钱好啊，全世界闹金融危机，我等居然还可以享受如此视听盛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吗。
我在看开幕式的时候抓住孟绍安猛晃，双手握拳十分亢奋，然后他忍受着我的过激行为，默默的拿了一根雪糕给我，“消消火。”
然后为了配合举国同庆，当夜我们也选择了成人的狂欢模式。
总之很开心。
我不看比赛，也不是运动员的拥趸，但是很乐意为他们加油，被他们感动，因他们骄傲。
这一点和我孟绍安不同，他更愿意看些比赛，为这些激烈的赛事血脉贲张，激动万分。
那一年孟绍安三十岁，三十而立。
而我又穿上了红色的内裤，系上了红腰带。
孟绍安的年纪放在村里至少也是两个孩子的爹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挑起过这样的疑问，我不敢，我也不想。
我爱他，所以舍不得把他拱手让人。
我临开学的前一天，无意听到了孟绍安对着电话怒吼，“不要管我行不行？我不想结婚——谁要他们多管闲事！我不去。”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难过？悲伤？愤怒？感动？都不是。
难以描摹，我只是呆呆的扶着墙，对上接完了电话从阳台出来的孟绍安。
他看我，“你都听到了是不是？”
我点头不说话，孟绍安的表情很无奈，“对不起……”
我打断他，“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
孟绍安伸手揉上我的头发，“得过且过。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担心。”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了“人生得意须尽欢，有花开时直须折”的人生信条，我开始臆想。
有一天也许我也会被逼婚，所以从那时起我的私生活趋于放纵。
我从未如此深刻的感觉他要离开我，鸳鸯瓦冷霜寒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趁着春宵苦短，及时行乐。
孟绍安没有再解释，我也没有白痴到追问。
我只知道我爱他即将成为过去式，惶恐还是害怕，也不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了结局，故事已经讲了六年，不定的不日就会完结。
孟绍安的承诺开始变得模糊和减少，我们不再抱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痴念，原本就是海市蜃楼的幻想罢了。
他还是一样的手艺，菜饭却做不出那种以前心安，他身上的油烟缭绕的淡淡味道，仍然是我的人间烟火气，却奈何却有漂散的模棱两可。
孟绍安一切如常的上班下班，我也一样。
只是我发现他几乎不再回家了，我反倒劝他不要这样，我自己都感觉到可笑。
这电话莫非是反间计不成，倒也还算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我觉得那种莫名的隔阂，不是没有。
我的心理防线也许是在慢慢崩溃，这一年事情还真是多，国家有大喜大悲，我一年无小乐，却有大忧。
10.生病的新年快乐
我踏入复习班的第一天，就被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
乌泱泱的班级里面好多人，黄腿黑面的木桌子，教室也比应届毕业生那边大。
学生们来自各个学校，也有本校生直升于此的，但是没有一个熟面孔。
学生们穿的校服上都是我陌生的图案，我又重复了上一年的工作，继续复习、发题、判题、讲题，毫无新意。
只是学生的模样变了，他们问题的方向变了，复习生相对而言更为急功近利一点儿，却也不像应届那么轻狂。
他们有过一年的积累，所以底子更好一些，却明显后劲儿不够。
他们的重点是“我能涨而不是考多少分”，他们比应届的学生安静很多，也沉默很多。
同学之前不很熟悉，他们的课间很少玩闹，甚至去厕所的都不多，很少离开座位。
这种情绪感染的我也很压抑，仿佛我才是个复习生。
在这里我愁眉苦脸的时候很多，我要来应届生的成绩单比对，这边的生源显然不令人如意。
本三可以升本二，本二不是不能升本一，但是再多的保证，没有了。
那群孩子是一窝杂牌军，他们是往届的复读生，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不只是高四。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聚到了一起，一起再走一遍高考路，重来一段一丁丁点儿的人生之戏。
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他们新的母校。
我很心疼，中午教室里面人依然满当，从食堂打来的残羹剩菜扔在楼道的垃圾桶里面。
他们的日子很像三点一线，自我禁锢于小小的圈子，来找我请假的人非常少，带病坚持的人真是不在少数。
我是真的想说，孩子们，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开不了口。他们出于不甚相同的目的，以无价的一年时间为赌注，来再次一搏。
首先这很勇敢，首先这很不易。
所以我没有资格打扰与挫败这些英雄们的憧憬，那一年我过的更辛苦，更压抑，甚至瘦了几斤。
孟绍安很是不解，“怎么会这么累？我觉得我上学那会儿跟玩儿一样就过来了。”
我摘掉眼镜，揉着太阳穴，揶揄他，“那是你又懒又笨，不好好学习。你上的是高职，人家孩子可是要考名校的。”
孟绍安并不生气，“我那时候就不想学，混日子有口饭吃饿不着就拉倒了。再说家长嫌我没有出息，根本不管我。”
孟绍安家里有个上进的弟弟，比他招人待见的多，跟我一般大，也是上了个不错的大学之后，奋发图强考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然后据说现在正在一边漂着，打着脑力零工，一边准备考博士。
孟绍安提到这些的时候非常冷淡，以至于非常不屑。
孟绍安从来不曾流露过半毫羡慕，他总是说，“那有什么？我现在过得很好比他好。”这一点有待考证。
我不知道孟绍安是不是有双重标准，我们过的并不宽松的日子，他一直坚持认为很好。
孟绍安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尽管偶尔吃吃学生的小醋，我一直觉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自己的学生跟我一天，也是亲的，所以即使只有十个月的缘分，我对这些学生倾注的感情却没有淡，依然是浓浓的一杯。
其实他们和高三有着一定的区别，却仍然跨不过成绩的坎儿，别看有了一次体验，有过一年的经历，却依然焦虑和神经质。
他们也会在模拟考试失利时伏案流泪，也会在似曾相识的同一个类型的题目上再次乐此不疲的摔跟头。
只是在那年的冬天，我生了一场大病。
其实也不是个大问题，一开始就是普通感冒而已，但是一我要上课，二心疼钱，三我老是忘了吃药，然后就病的一塌糊涂了。
发高烧扁桃体发炎口腔溃疡咳嗽……
自寒假起便纷至沓来。
孟绍安急的不得了，带着我去医院作检查，对医生只说我是他表弟。
真谢谢他没有灵机一动说成“我是他爸爸……”
难受啊，头痛鼻塞，嗓子难以吞咽，喝口水都痛得不得了，牙龈很疼，吃饭成了最大的折磨，不停的咳嗽吐痰，几乎喘不上气。
我都感觉我要死了，吃药也是酷刑，满嘴里都是苦味儿。
上课一向用嗓过度，得，这会儿可好好歇歇了。
声音嘶哑难辨，所以我今年过年就没有跟父母回了老家，跟他们说我感冒的太厉害，在床上躺着呢。
孟绍安知道他们会过来，特意收拾了屋子，把他的东西都搬到了另一间屋子里，造成两个单身未婚青年拼房子的场面。
然后我爸妈在初二那天来了一趟，临了我说，不用了，跑这么远，我很快就好了。
可能是我们的关系一向不够亲热，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来这里。
爹娘很少进儿子的家，也不知道是谁不好——我吧，错的是我吧。
那天他们在这儿呆了一个白天，我说，“天冷儿，黑的早。回去吧。”
然后他们就走了。
孟绍安今年回来的格外早，满打满算我们分开了三天。
期间我昏睡一天，爸妈来了一天，我从床上爬起来发呆一天。
独自一人时吃泡面或是干脆不吃东西，我无力起身摔倒床底下的钝痛，复得当年的记忆。
我妈炖了一锅鱼汤，带了一只鸡，我几乎没有动，咽不了东西，太痛了。
结果我居然没有饿死，也没有怎么着，但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又瘦了。
胡子茬衬的脸很青，很苍白，孟绍安问我，“你有没有饿矮？怎么什么东西都不吃。跟个大烟鬼似的皮包骨头。”
我根本没有碰过半根烟好不好，输液一直在个人的小诊所，原因还是因为省钱，也不必掏住院费。
那个阿姨扎针技术也好，扎了这么久也没有瘀青。
孟绍安指着我对她说，“这是我表弟，还上学呢。自己不知道心疼自己，也不会照顾自个儿。”
然后阿姨就很赞同，“大学生嘛，现在这些孩子啊，独生子女都是宠坏了。”
孟绍安的话前半段太假，后面才可信。
我的病肯定在慢慢的好，给学校请了病假，由于我声音痛苦真切，头儿爽快的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