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once lost遗落在列宁格勒的爱 中——clairekang

佩佩捏着拖把站直，不太明白地看伊戈尔。

“你的演出小孩肯定比我多，你知道怎么征服现场。”

佩佩点点头。

伊戈尔这次比赛做得声势浩大，官方原因是他真心希望为孩子做点什么，希望孩子能比他当年学琴时条件好一些，机会多一些；非官方理由是伊戈尔发现组织一场比赛如果政府能帮忙的话其实自己根本花不了什么钱，要不是佩佩建议包参赛者食宿的话，堂姐打来的钱搞不好要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是的，参赛者多半出身贫寒，好一些的，家里温饱能解决，可拿着的琴也实在是惨不忍睹，有几个琴面都带缝儿了。

开幕式时，文化部长果然到场，甚至还做了番又臭又长的演讲，伊戈尔揣着手在一边等了将近十分钟。演讲之后伊戈尔和几位列宁格勒交响团的朋友一起为参赛选手们做了分组，安排了时间。午休时举办方免费提供了午餐，佩佩家炖的汤也在其中，可是大人小孩一窝蜂上前抢，后面的人根本没有喝到。伊戈尔和朋友商量了评分方法后起身找佩佩，饭厅里没有佩佩，只有铺天盖地的小孩；他一路朝外走，四处奔跑地小孩们就不断往他身上撞，孩子的家长不断道歉……

佩佩站在大厅门口，身旁围了很多小孩。今天的佩佩穿着燕尾服，是深紫色天鹅绒面儿的。佩佩带着一顶礼帽，礼帽上装饰着一只雕毛，根部镶着一颗紫水晶。他的衣领像波浪一样翻开，直直卷到西装背心里，西装背心和西裤均是银灰底色，带同色暗纹，鞋子则是尖头的黑皮鞋，鞋尖微微翘起。

伊戈尔从未见过打扮得如此正式的佩佩，他仿佛见着了一朵花。佩佩面无表情，可是他肢体动作很多，他张开双臂压了压，孩子们立刻安静了下来。他抬起左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孩子们立刻竖起了耳朵。他不知由哪里变出了气球，他用手掌中藏着的气筒“歘！”一下将气球吹足了气。孩子们突然炸了开来，有要小狗的，有要鲜花的，佩佩便将气球变成了小狗和鲜花。他的动作时那样熟练而优雅，他挺直了背脊，每一个动作都带着类似“绕圈”的姿势。每做好一件气球工艺品，他都会向后踏半步，躬下身子，将工艺品“献给”想要它的那个孩子，并将左手收回到胸口处按一按，意思是：“这是我的荣幸”。

他明明不笑，甚至不说话逗孩子开心，可是他身边的孩子越来越多，看着他用气球雕东西，看着他从袖子里面抽出无数条彩色的手绢，变出好多好多只鸽子。伊戈尔也看不明白那些鸽子是哪里来的，他甚至不知道佩佩有为今天的演出准备这些鸟；自己只是一句话而已，佩佩竟然做了那么多安排。比赛就快开始了，这时，佩佩从礼帽里变出了小猪；小猪欢快地在孩子中穿来穿去，孩子们雀跃着追猪，连比赛的紧张也忘记了。

家长们一边道谢一边带着孩子去了后台，伊戈尔等着大厅里的人空了，才等到佩佩瞧见自己。佩佩显然猜到伊戈尔不是刚到，他突然露出了不太好意思的表情，理了理燕尾服外套。伊戈尔朝佩佩走去，可是佩佩相当不愿意让伊戈尔看见他现在的样子，伊戈尔失笑道：“这么多人看你你不生气，为什么偏偏我不能看？”

佩佩看一边，伊戈尔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总不是你不想让我知道，你这样特意为我的邀请做准备？”

佩佩转身朝门外走，伊戈尔追上前，哈哈大笑着说：“不要不好意思，你这样做我高兴都来不及。你的衣服是以前表演时穿的？这种衣服我第一次看人穿这么好看。”

这句赞叹很真诚，佩佩顿时不生气了，只不过还是不看伊戈尔。伊戈尔问他：“鸽子到底是哪里变出来的？”

佩佩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之色，悠悠然偏偏头，不回答。

“你想让我搜身？”

佩佩瞪大了眼睛，随后又转过了头，不看伊戈尔。

“这只猪你也带来了？”

佩佩将猪递给伊戈尔，允许伊戈尔抱一会儿他的新宝贝。

“我们进去，”伊戈尔抬手理了理佩佩的头发。头发已经比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长了很多，佩佩的头发很软，带着佩佩特有的白色，既不像老人银发的颜色，也不像庞克青年特意漂出来的、泛着干草黄色的那种枯白；佩佩的头发像棉花糖，蓬蓬松松，边缘模糊，白得很有透明感。伊戈尔第一次专门触摸佩佩的头发，佩佩正要躲，伊戈尔开口道：“这是云是不是？”

佩佩被这诗意地比喻触动了，他没有再躲；伊戈尔再次抚摸了一下佩佩的头发，轻声道：“你其实应该是天上的人。”

“来，”伊戈尔做了“请”的姿势：“我们进去吧，这次比赛会让你吃惊。”

参赛者中果真是卧虎藏龙，十多岁的孩子，最小的才八岁，可居然各个拉得像模像样。选曲上也让评委和观众吓了一跳，初赛涵盖的曲目中除了传统的古典作品之外，肖斯塔科维奇，萨蒂耶，科普兰，格什温，布莱登，鲁托斯拉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均反复出现在节目单当中；一位十五岁参赛者甚至演奏了自己改编的辛纳茶作品，观众们完全没听过这个作曲家反应倒还好，评委们个个满头大汗，想这冷战期间的，怎么会出现危险地美国作品。第一轮比赛这位参赛者晋级之后，主评委就跑去后台同少年商量，看他第二轮比赛是不是别拉美国作品；哪知少年不屑地回道：音乐无国界。

这样的水准，这样的规模，当晚所有媒体都将这次比赛放去了头条。正如伊戈尔对政府承诺的那样，所有的反政府报社这一次都没有攻击政府，而是一心一意报道比赛如何好，水准如何高，政府这次做得不错。报社把最有望获得冠军的几位小孩的头像大大地登在了头版，好几份报纸都称他们为“未来小提琴巨星”。

“你知道么，”伊戈尔和佩佩坐在包厢看下面小孩拉巴赫：“我小时候练琴是在猪圈练，我爸睡觉惊醒，我只能在猪圈练。”

佩佩抱着小猪默默看伊戈尔，伊戈尔抬手摸了摸小猪，继续道：“冬天零下四十度时，猪圈里的猪都冻死了，我还在练琴。”

佩佩深情地听着。

“白天太多事情，夏天要出海，冬天劈柴之类。冬天太冷，有天晚上练琴时我发现冻疮长得太厉害，按弦一次按两根。我妈是医生，她让我泡热水，里面加姜。晚上睡觉时她在玻璃瓶里灌热水，我抱着睡，半夜她亲自起床为我换水，还要再专门生火，找柴。后来冻疮太严重，手指肿的像胡萝卜，我爸开始教我用脑子练琴，直到四月才又开始碰琴。”

“我的冻疮直到和保罗去英国了才好，以前年年演出都长，用尽所有方法也没用。”他伸出手指给佩佩看，可佩佩还没来得及看他就收回了手指，自己观看着说：“法蒂玛说我手指一年比一年粗。”

佩佩伸出手，伊戈尔一愣，明白后，将手递给了佩佩，佩佩这才有机会仔细看小提琴家小莱尔琴科的手。佩佩静静地翻看着伊戈尔的手，伊戈尔被看得很不自在，赶紧将话题继续了下去。他说：“我第一次登台是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当时全欧洲的人都知道我父亲莱尔琴科，听说他儿子被救出来了，人们都来看我演出。那年我十五岁，只会说俄语和法语，和指挥没办法交流，观众之后的提问我也不清楚内容，都是靠乐团一位大提琴手翻译。那次演出我拉了莫扎特，帕格尼尼，和巴赫，帕格尼尼和巴赫在上半场，是独奏，我拉了九首曲目，自我感觉最好的是帕格尼尼第五号练习曲。下半场是莫扎特，拉到一半时我的弓断了，我和面前一位小提琴手交换琴弓，继续演奏，下面掌声不断。整场演出我没有出错，但因为没和交响乐团合作过，我的速度过快，最后一个乐章效果不太好。安可我拉了德彪西和圣桑，还有我自己写的曲子，一首诙谐曲，一首回旋曲，回旋曲改编自贝多芬钢琴回旋曲，也是大获成功。那次演出我很满意，到现在想起它也还得意，当时演出什么都不想，后来想得多了，演出感觉很艰辛，压力很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法蒂玛和我一起演出才好。”

“从十五岁开始，除了我妈去世那年我中断演出一年，我一直在巡演。一般来说我一年安排三百场演出，但结婚之后我把演出降低到了两百场。晚上八点演出，之后她出去参加庆功会，我在宾馆睡觉。第二天一早我们搭火车或者飞机前往下一个城市，晚饭过后我开始练习，一直练到登台；她一般下午会去买点东西。”

“认识法蒂玛之前，我一天可以记一组交响作品，一个星期可以排练五部，所以我的演出曲目没有重复，一般一个季度换一套作品，观众们也很喜欢这点。认识法蒂玛之后，我们两人一起合作了很多舒伯特的作品，也是与她相识之后我才开始尝试钢琴协奏曲的创作，她作为我曲目的首演人，每次都很成功。我的第一部钢琴协奏曲在伦敦节日剧院首演，与伦敦爱乐合作，排练时我和指挥吵架，首演时我没有到场，法蒂玛说很成功。我先后创作了四部钢琴协奏曲，都是法蒂玛首演，她比我自己了解我的曲子，我只是在冥冥中写下谱子，说不定上帝是想通过我将旋律传达给她。”

“十五岁时我在摩纳哥认识了古斯塔夫　贝尔南多特，我看不起他，觉得自己比他厉害，直到这几年在伦敦时才逐渐认真听他的专辑。他偏爱巴洛克作品，还有贝多芬和舒伯特，但我认为他最好的一张专辑是一九八五年春录制的莱尔琴科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他从未尝试过近代作品，最近一次见面时我推荐他拉肖斯塔科维奇，可是他不知为什么没有拉，至少没有演出。演出太过顺利，我二十一岁时开始尝试作曲，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在布拉格首演，与布拉格爱乐合作，演出反应不错，但我和指挥再次吵架，这次他走了，我一边拉琴一边指挥，现场并没有出任何差错。之后三部小提琴协奏曲首演时反响一般，我很气愤，甚至和指挥大打出手，那段时间我的演出全是独奏，因为没有乐团愿意与我合作。我的独奏会一般长达三个小时，很少有人小提琴独奏会开这么长，这一点我也很得意。”

“我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失败，除了首演之外我没有再拉过。可是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年，古斯塔夫壮着胆子像我讨要我的小提琴协奏曲总谱，我没有给他，还把他嘲笑了一顿，他吓跑了。之后伊芙偷了我的琴谱给他——其实是我有意摆在那里。古斯塔夫在伦敦节日音乐厅演奏了我的小提琴协奏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他整个演出季度都拉我的协奏曲，他之后，其他人才开始拉，他是第一个除我之外拉我协奏曲的人。半年之后，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演奏了我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这首曲子在瑞典是首演，也是很成功，也是因为这一次瑞典人才知道我也是作曲家。前年我开车去爱丁堡时仔细听了他录制的我的协奏曲，认了，上帝又借我当了次信使。”

“直到去英国为止，我都没有去过除了音乐厅之外的地方，我经常睡眠不足，因为每次演出之后我需要长时间睡觉。后来法蒂玛安排了担架，演出一结束我就躺去担架上睡觉；结婚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睡觉变得死，他们把我抬去卖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一般把我抬回宾馆，但有一次是凌晨六点的火车，他们于是直接把我抬上了火车，半夜我被火车上货的声音吵醒，睁开眼一看四周漆黑，以为他们最终把我卖了，当时竟觉得很开心。还有一次，我在以色列演出之后照例睡在担架上被抬走，结果第二天报纸上说我被暗杀，生命垂危，我们一群人笑得死去活来。”

“我练琴时很投入，基本不会理旁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练琴时有流口水的习惯，流得整个琴面都湿了，因为我显然没有精力去照顾我的嘴。但是法蒂玛说这个样子太难看，所以每次演出时，两个乐章之间法蒂玛都要冲上前拥抱我；观众以为我们在恩爱，其实她是借着这个机会为我擦口水。”

“有一次演出我一激动把弓扔了，当时正演奏到一半，所以我用拨弦完成了演出；据说那把弓打到了观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家伙有点运气。还有一次，我用一只手完成了一整场演出。又有一次，我的琴弦断了，那次是独奏，我只好用剩下的弦演奏；我即兴创作了几首曲子，都是极板，拉到最后时只剩一根弦了。这几场演出第二天都有上头版，我听说观众席里有人激动得昏了——我没看见。我也流了很多口水——观众没看见。”

“我演出时受过很多伤，一次下飞机时脚踝扭断了，我打着固定绷带演出了三个月。有一段时间我练习过度腰不能直起来，我执意登台，到圣诞时左边整个腿已经失去了知觉，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登台时观众看我变成了瘸子，一开始时还以为我在作怪，后来才知道不是。因为时差，我生活不规律，有一段时间胃也不好——喝了你的汤之后就再也没痛过了。除了身体受的伤，我精神上也不稳定。直到结婚为止，我一直害怕登台，每次都要总监不断敲我休息室的门，最后他们会把我拉出来，用合同逼我登台。我因为紧张不断发吐，后来甚至胃穿孔。我的心理医生开的镇定剂副作用大，我频频出现幻觉，胃病加重。药物也没有缓解我的失眠，我虽然能入睡，但是一直做梦，醒来后和没睡觉一样。我还因为害怕登台逃走过，也想过不再演出；但我没有一次演出没让观众疯狂，这是让我登台的唯一原因。我曾尝试在家拉琴，不再公共演出，但我又受不了没有观众和大厅。那五年我很矛盾，我曾在演出前想要自杀，后来觉得对不起已经买票的观众，我又放弃了。”

最后一名参赛者结束了演出，伊戈尔看了看兀自握着他手的佩佩说：“……我说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前半段演出生涯时的事。结婚后，我基本没有出过差错，也没有新鲜事发生；有法蒂玛陪着，我也不再害怕登台，每天都很轻松。去英国之后我自己一个人还演出过三次，演出很沉闷，一个人在台上也很孤独，所以我决定不再演出。一开始时人总会因为才华而有动力，但越走到后面，才华越起不了推动的作用，你追求激情的动力要从其他地方找。我演出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观众喜欢我，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快乐，还不是激情，激情是要拉出满意的曲子才会有。十年前我一想到自己晚上要演出就激动，现在一想到要演出，我就想赶紧结束。”伊戈尔指指台下的孩子们：“我还是喜欢音乐，听他们拉斯特拉文斯基之类的曲目时更是会有激动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配器，你看，我还是有激情。但是以前得到激情的途径现在我厌倦了，我依旧觉得埃尔加的作品能让我产生激情，但是要我一小节一小节拉，我就没兴趣了。我知道自己的激情怎样产生，但是缺少一个桥梁。比如现在，我想到埃尔加作品其中几小节的旋律我就觉得激动，可是你让我拉半个小时提琴，之前还要排练一个月，还要提前三年安排行程，就为这三个小结——我就没兴趣了。天晓得三年之后我的激情还在不在埃尔加那里，可能又是巴赫了。”

佩佩轻声道：“您依旧爱着音乐，可您觉得追求它给与的激情，这条路太苦了。”

“婚前我能经受的事，现在我不愿意再经历、也不敢经历了，很多事情经历过一次就够了，比如在古拉格（既西伯利亚流放集中营）生活，或者独自演出。直到现在，想起独自演出那段时间那些经历，我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坚持下来，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勇气，我想这就是上帝安排我经历这些事的原因。但是再来一次，就是自找了。我应该像伊芙那样，回避不必要的痛苦，不要把吃苦当做必须，这一点上，我反对我父亲。”